创业如同挖金矿，找准地方，相信自己的判断，耐下性子挖深挖透，只要你坚持努力，就一定会挖到金子。
　　身高1.85米，外表潇洒俊朗，这样的高军却略微腼腆地向记者坦承自己不善言辞。整个采访过程中，除了仔细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，他的确很少说话，但字字珠玑。比如他说：“梦想的高度最好在你视线所及的范围以内。”很简要地解释了自己为何选择送菜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行当。
　　两闯深圳
　　高军和许多闯深圳的外地人不同。他去深圳之前，已经是湖北3家书店的小老板了，一个月的收入少说也在2000元以上。“与其在家乡一辈子做个小老板，不如出去开开眼界，闯出个大名堂来。”
　　外面世界的“精彩”和他事先设想的不一样。
　　1992年国庆节，高军带着1000元钱，踌躇满志地“杀”向深圳，1993年春节却靠一张站台票，“混”回了家乡。
　　在深圳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先是被人以招工为名骗了300元培训费，然后又被人以招生为名骗了300元学费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月薪400元的工作，却连伙食费都拿不出来了。“那段时间，多亏了和我同宿舍的几个好心的同事，他们打饭用最大的碗，然后再匀给我。”
　　眼看春节快到了，于是，便有了他人生惟一一次难堪的混票经历。整整十几个小时火车，为了躲查票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厕所里度过的。
　　那年春节，高军过得不快乐。家乡的鞭炮声驱不走他心里有关深圳的记忆，他不服气。
　　二次南下，高军依然选择深圳。这次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。当时深圳出现了一种“10元店”旅社，专门租给那些到深圳找工作的外地人，生意很火。高军在深圳赚的第一笔钱，就是靠当这样的二房东得来的。一边当着二房东，一边替人代理房屋租赁，省吃省喝两三年，高军竟然积蓄下了30万元。“如果我当初逃走了，也就不会有这30万，更不会有后来的望家欢了。”
　　梦想在视线之内
　　“梦想的高度最好在你视线所及的范围以内。毕竟你走到那个边界，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”初到深圳，高军曾经梦想做很大名堂的事业；二到深圳，他便降低了梦想的高度。
　　1995年，高军开始做印刷品生意，同时还搞了个小厂生产电脑桌。然而，他总有一种和这两件事不合拍的感觉。直到那天早上，他在家门口看到那张“自家人”私营送菜公司的广告传单，便突然“一见倾心”。“深圳人生活节奏快，基本上没有时间买菜调理饮食。这种按客户需求送菜上门的服务，技术含量不高，投入小、利润也不薄。”高军觉得这下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了。
　　“谁都可以干的小事，往往谁都不屑于去干，更不可能干好。而我偏偏喜欢找这样容易的小事干，并且一门心思地去干。”
　　接下来的几个月，高军提着菜篮子跑遍了深圳的各大菜市场。他装成买菜的四处打听农产品价格，和食堂的采购员交朋友，甚至和家庭主妇们聊天，以便了解他们对送菜服务的接受度……那段时间，他还专门向深圳的农产品物流专家请教送菜业务的可行性。
　　高军心里非常清楚：能发现商机是一回事，能抓住商机又是另一回事。抓住了商机，盲目决策，那抓住的反而不是商机是风险。
　　1995年10月，高军倾其所有注册了深圳望家欢送菜公司。他在深圳市郊以每平方米15元的价格租了一幢大厂房，又用每平方米30元租了一半厂房出去，于是等于没花钱就得到了厂房。这个从当二房东那段经历里学来的技巧，颇让高军津津乐道。
　　然而，他以前的经验除了可以帮他“免费”租到厂房外，就没有给他的送菜业务更多的帮助了。真正干上这一行，他才发觉：在大深圳送菜，远不像在老家种菜卖菜那么简单。
　　两个鸡蛋，三两肉
　　“两个鸡蛋，三两肉。”高军很生动地比喻望家欢开业近半年所处的尴尬境地。由于一开始把服务对象仅仅定位于一般家庭，高军尝够了用搬西瓜的力气捡芝麻的艰难。
　　1000个人就有1000种要求，要想“服众”简直是难于上青天。
　　“我们都习惯了自己提篮子买菜，不用你们送”、“你们送的菜，卫不卫生哟”、“还是自己买菜划算点”……高军带着员工们四处发宣传单，听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话。
　　一个月后，才有10来个家庭成为了他们的客户，这10来个家庭还分散在深圳的各个角落。高军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“豆腐搬成了肉价钱”，不过出“豆腐钱”的是客户，出“肉价钱”却是他自己。
　　那段时间，高军每天早上两点就起床，带着员工采购菜品，再清理、分摊，把菜装进保鲜袋，到配送的时候已经是6点多了。来不及吃早饭，高军又和大家一起骑着买来的二手破单车上路了，10点之前必须把菜送到客户家中。即使有的客户只点了两个鸡蛋、三两肉，哪怕骑上10来公里路，他们还得要满脸堆笑地把菜送到客户手里。
　　深圳的冬天不冷，夏天可是够热的。汗流浃背地把菜送到，等客户中午回家打开菜箱，有的鱼、肉已经变味，青菜也不新鲜了……精疲力竭的高军还要负责应对投诉，除了点头哈腰赔礼道歉，他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说可做。
　　采购员是他，理菜小工有他，送菜小工也有他，会计出纳全是他……每天早上出门，数数包里有多少钱，回家再数数有多少，便计算出了今天的收入或支出，高军完全陷进了一种简单而琐碎的机械劳动中。他做得很累，而且是很无奈的累。左看右看，那段时间的高军都不像个老板，倒像个不知在给谁打工的伙计。
　　开业大半年，客户增加了不少，望家欢却一个月比一个月亏得凶。
　　大家欢乐了，高军却苦了。
　　1996年4月，高军投进去的30万元全部告罄。4月中旬的一天，他终于连第二天买菜的钱都拿不出来了。一直苦撑着的高军几乎崩溃，在深圳打拼几年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：被欺骗时的无助、没钱吃饭时的屈辱、混票时的胆战心惊、重回深圳时的期望、当二房东开始赚钱时的欣喜、银行存折上有了30万元时的百感交集……这次如果做不下去了，后果会严重到何等程度，他不敢想。
　　当天下午，他给老家的弟弟打电话，叫他火速筹钱乘当晚的飞机赶到深圳